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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李广完全凸显了他的君子风范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0:15:39 阅读: 来源:不锈钢螺旋输送机厂家

司马迁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李广,完全凸显了他的君子风范

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”大概是汉朝时的一句俗言,意思是说,其实桃树下“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。”这么多人走过来当然是为桃花美艳所吸引。桃花这种不言不语的“闷骚性格”非常符合儒家“君子敏于行而讷于也”的精神,也就是闷声干大事,桃李自然也就具有了一股君子之风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就用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”形容忠厚朴实的飞将军李广。太史公可谓一语三关,一则李广姓氏上已经占了一个李字,桃李形容非常妥帖;二则桃李不言也正符合李广“其身正不灵则行”的风格,三则桃李本身就是优秀人才的代名词,而李广虽然倒霉,但他的将帅之才却是人尽皆知的。

这种以树喻人的方法早就有了,管仲在治理齐国的时候,建议国君重视教育:“一年之计,莫如树谷;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”意思就是做短线投资就种庄稼,栽树木,长远投资,那就办教育。我们现在学校门口常见的百年大计的标语也是从这里来的,后来把有用的人才称为栋梁,已经完全是在用树指代人了。

当然并不是所有树木都可以称为人才,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应该是下海不经商的屈原,他在《橘颂》把人才比作橘树,屈原是南方人,桔子在南方是甘甜的桔子,在北方则成了苦涩的枳,(那个二桃杀三士的晏子说过“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”)在水果运输业不发达的时代,北方人自然就对桔子不感兴趣,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桃(当然还有桃的好基友李)。

《韩诗外传》上就有这么一个故事。春秋时魏国有个叫子质的大臣保举了许多人做官,但后来他失宠于国君,那些被他保举上来的人非但不帮他,反而落井下石。“墙倒众人推”的子质向朋友发牢骚,朋友说:“春天种桃李,夏天还能乘凉,秋天还能吃果子,可是如果你种的是蒺藜,别说乘凉吃果,反倒要扎你。”

所以优秀的领导干部选拔人才,都要选拔桃李一样的人才,例如唐朝的狄仁杰素来善识人才,提拔了不少有为干部,《资治通鉴》就说他:“天下桃李,悉在公门”白居易当年拍丞相令狐楚的马屁“令公桃李满天下,何须堂前更种花。”天下举子都是您亲自栽培,何须再种花呢。

这时候桃李已经是学生的代名词了,最有意思的是,我们把老师的教育事业称为杏坛,因为《庄子》中说:“孔子游乎缁惟之林, 休坐乎杏坛之上” 大家都认为孔夫子在杏坛上讲学,所以老师传道的地方就称为杏坛(医生行业称为杏林,一字之差完全不同),但这杏坛之下开出的花儿却是桃李,文化上的嫁接就这么不可思议的生气勃勃。

现在的桃李当然不能和唐朝的桃李相比较,现在的桃李也就是个学生,在唐朝那时候叫门生,“入了门的考生”也就是在科举中拔得头筹的人,这意味着要做官呢,这就让桃李沾染了不正之风的意思。晚唐诗人高蟾当年落第,写诗抱怨就说“天上碧桃和露种,日边红杏倚云栽。芙蓉生在秋江上,不向东风怨未开。”就说那些考上的人是天上碧桃花,日边的红杏,有仙人眷顾,而自己不过是个秋江边上的芙蓉花,难得东风眷顾。

这方面体会最深的,还当属那个“染出刘郎未见花”的刘郎刘禹锡,他甚至因为桃花都闹出了一场官司。刘禹锡期初在长安上班,后来在政治斗争中被贬出京城,外放十年,终于有机会回来了,听说玄都观里有仙人种的仙桃,花开时节,十分红艳。他这时候估计想起了桃李满天下什么的,不过满朝都是人家的“桃李”,于是他一时兴起吟出一首:“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, 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!”言下之意,满朝“桃李”都是我被贬后你们栽下的。政治人物的神经比平常人都要敏感得多,立刻将其再度外放。看一次桃花捅这么大个篓子。

文人的脾气是执拗的,从此之后刘禹锡估计对桃花就没多大好感了,他后来写《竹枝词》“山桃红花满上头, 蜀江春水拍山流。 花红易衰似郎意, 水流无限似侬愁。”虽然是写爱情,估计也寄托着他的希望,希望朝里的那帮“桃李”都早早衰落。

但这一天过了十四年才来,十四年后,刘禹锡再度入京,他干的一件事就是去玄都观里看桃花,并写下一首诗,纪念自己的胜利“百亩庭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。 种桃道士归何处?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桃花没了,种桃道士也不见了踪影——这种桃道士指的当然就是看不上他的权贵了,甚至还包括皇帝。高低老子还是活着看到了这一天。至今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品味到作者的那份得意。

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刘禹锡一样坚持到最后,在权贵当道的朝廷上,他们即便有天纵之才,也成不了别人的“桃李”,这时候他们就只能用脚投票,所谓“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,处处不留爷,爷去卖豆腐。”就是隐居。 我当不了你们的“桃李”,那我就为自己找一片“桃源。”

这桃源自然就是陶渊明笔下的《桃花源记》,其实在植物里陶渊明最热爱的是菊花,可为什么要把他笔下最经典的地方称为桃花源呢?为啥不叫菊花源?难道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充满了邪恶?当然不是。

据大师陈寅恪考证,这事和两个人有关系,第一个就是夸父。南北朝时期社会治安混乱,强盗横行,尤其是北朝的前秦苻坚时期,统治残暴。为了自保好多人聚集在一起,自建城池,形成一个小天地,称为坞。就在夸父变出桃林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皇天原,也叫桃原,皇天原附近就修建了一个檀山坞。南朝宋的时候刘裕梦想统一北方,派人出征过北方,出征的队伍中有个叫戴延之的人就到了这檀山坞,而且在这里还住过一阵。那时正值春天,桃花落英缤纷是很平常的事情。而戴延之是个文艺青年,他后来将经历写到《西征记》,陶渊明跟他们这个队伍中许多人都有交往,看到这本书应该是很容易的。这为他写桃花源奠定了基础。

另一个人物就是《桃花源记》中出现过的刘子骥,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出来打了下酱油,他想去寻找桃花源,结果一无所获。其实这个老刘同志早在陶渊明的《续搜神记》就有一个故事了,故事和这个桃花源倒有几分接近,他出去采药结果看见了两个石头仓库,一闭一开,当时隔着一条河过不去,过了几天,再去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。陈寅恪由此推断,所谓桃花源就是河南灵宝那一带的桃林,之所以在文章里写成为“武陵”,是因为刘子骥的缘故,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在了南方,那桃源里的人躲避的也不是嬴秦,而是苻秦。

大师这番推论精彩绝伦,也让我们看到原来那隐逸的桃花和结义的桃花一样,都充满了阳刚之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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